在國際安全區的滬上路上，數百名小販在出售任何能想象的贓物，甚至包括門、窗等建筑部件，熙熙攘攘的人群圍繞在這些小販周圍。

        這一活動推動了金陵經濟復蘇，緊鄰著賣贓物的小貨攤，路邊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了許多新的茶館和餐館，僅存的金陵百姓們頑強的活著。

        1939年1月1日，日本人在金陵成立了統治機構——金陵自┴治委員會，某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西方人還美其名曰稱之為“自┴治政┴府”。

        自┴治委員會由未跟隨國府西遷的投降官員組成，他們控制著金陵的市政管理、財政、警署、商業和交通事務等諸多方面，以此撈取暴利。

        等到了春天，金陵表面上又像正常城市一樣恢復了日常運轉，自來水、電力照明和日軍占領區內的郵政業務開始運行，唯有電報還沒有恢復。

        日本人的城市公交也開始運營，黃包車重現街頭，在戰爭中被重炮和轟炸損毀的京滬線修復完成，乘客們再次可以乘坐火車從金陵前往滬上。

        金陵很快成為淪陷區最繁忙的轉運樞紐，每天都有大量的火車、馬匹、火炮、卡車和其他物資被從各地運到金陵城外的浦口發往西南。

        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繁華，日軍占領下的殘酷剝削無處不在、民國商人承受著沉重的稅款和租金勒索，用以支付自┴治委員會官員的薪水。

        日本人開辦的面向民國民眾的軍隊商店，用毫無價值的軍票榨干城內百姓的黃金、外幣以及古董，從經濟和文化上進行掠奪。

        這是強制性的命令，日軍還直接將貴重物品和公司庫存沒收充公，進一步加劇了市民的貧困，手段之卑劣連一些漢奸都看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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