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我最小的弟弟正在呂順參加戰斗。

        我的母親知道后幾乎將眼睛哭瞎，父親也站在院子里一句話都不說，作為姐姐我必須做點什么。

        幸好，吾弟奉命退役，順利繼承了家中產業，我和我先生居住的這棟房子便是他為我們購買的。”

        她好像什么都沒說，又好像什么都說了，一首反戰詩的最大作用，就是讓一個劊子手安全回家。

        左重不動聲色的聽著兩人的對話，心中不停冷笑，狗屁的反對戰爭，她反對的是自己親人受傷。

        對方是個標準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她的父母難受，那些被日軍屠戮的死者的父母就不難受了嗎。

        念頭一轉，他一屁股坐到尾崎身邊，拿出紙筆：“與謝野女士，感謝您接受東京日日新聞的采訪。

        自昭和6年1931年的螨洲事變以來，帝國有太多的將士死在民國，卻沒有任何實質性收獲。

        例如螨洲國成立的最大受益者是復辟螨人，對于帝國的普通民眾無益，你認為這么做是否正確。”

        螨洲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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