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醫院都會放紅歌來宣布新一天的到來。最開始我沒覺出味兒來，后來我才開悟到原來網絡上說的精神病院用紅歌治療精神病是確有其事。聽著這些紅旗，我忽然有些想哭。我覺得自己一腔熱血，滿懷熱情，卻就這么被關在了精神病院里熬日子，這太恐怖太悲慘了。我央求媽媽說：“我要出院，我的病好了！”媽媽看著我不哭不笑，半響說：“再住幾天，醫生說你還不穩定，早上還看見你在淌眼淚呢。”從此我再不敢一個人在被窩里流淚了，我知道這家醫院的眼神耳目無時無刻不在偷窺我。
終于，一個月后，我勝利出院。可哪里勝利了呢？是醫院的藥房勝利了。我出院的時候提了滿滿兩大口袋的口服藥，就好像要把醫院藥房搬空一樣。從此，媽媽開始不厭其煩的給我拿藥，喂藥。一天三次，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媽媽記得清清楚楚，從來沒有搞錯過。我疑惑媽媽在生活細節上好像沒有這么上心，但對讓我服藥這件事她完全是鄭重其事，一絲不茍，就好像是在完成組織交辦的重要任務一樣。我心里暗暗發狠：“黑社會分子！等哪一天部隊打過來了，叫兄弟們把你們的家全抄了！”
想是這么想，在媽媽的威逼下，我還是不得不按時服藥，按時去醫院復診。這些精神病藥物非常操蛋，吃下去腦袋就好像被堵起來的下水道一樣，思緒不通。有的時候我上一句話說完，下一句就不知道要說什么了。這種現象是我服藥之前完全沒有的。我恨透了發明這些精神病藥物的醫學狂人，我覺得這些精神病藥物都是害人的毒藥。我去醫院復診，那個老牛教授非常傲慢：“你看你氣呼呼的，你還沒有完全好！”說完，老牛教授轉頭對媽媽說：“所以我只能評價他是顯著好轉，還達不到完全好轉的標準。”媽媽點頭說是。
我大吃一驚，原來一個思維正常的人被診斷是精神病，如果不作出認罪服病的樣子，就會被診斷為“沒有完全好！”這太恐怖了，這就好像指鹿為馬一樣，如果你不附和著說鹿子是馬，你就是個異類，而異類就應該被消滅！這種邏輯太恐怖了，我也漸漸感知到了點社會的真相。在最開始我在家養病的幾年間，我的日子還算是平靜的。期間黃色的梁可來找過我兩次，我和他有短暫的接觸。黃色的梁可說：“吳凱，其實我也在吃藥，就是吃睡眠的藥，我的睡眠不太好。”我猜想梁可是在安慰我，于是我說：“我這里有睡眠藥，要不要分一些給你。”本來我以為梁可就是這么隨便一說，哪知道他真的拿走了十幾顆我吃的睡眠藥。我啞口無言，想梁可葫蘆里賣的什么藥？
每次只要梁可一來，媽媽對我的態度就會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平時只有我和媽媽兩個人的時候，媽媽是具有明顯攻擊性和明顯挑釁性的一個毒辣女人。但只要梁可一出現，媽媽立即變了一副面孔：“好的，好的，你們兩好同學多聊聊，你們出去吃個飯吧？我給你拿兩百塊錢。”拿著媽媽給的兩百塊錢，我和梁可一起去吃袁記串串香。梁可當然不會真的要我付餐費，每次到外面吃飯都是梁可付的賬。
梁可就只出現過可憐的兩次，之后梁可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我恍惚覺得梁可對于我就好像是一場美夢，他一出現春花開百鳥鳴。但轉瞬之后，他就像一陣風一樣消失不見了。
我開始到處找工作，我覺得我不能沉淪下去，我一定得立起來。我做了好幾份工作，先是在春熙路一家外資化妝品店做店員。我在這家化妝品店工作的時間不長，卻幸運的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張江。張江是那種踏踏實實，一心一意工作的工作狂。每天早上他第一個來店里，晚上卻又最后一個離開化妝品店。關鍵張江是那種能干粗活，也能干細活的人。粗活，什么搬箱子，搭梯子，打包運輸他全包干。細活，我們店里那復雜的收銀機只有他能全程獨立操作，從沒有失誤過。
可以說是懷著一種敬佩的心情，我稱贊張江簡直就是新時代的勞動模范。張江不習慣被吹捧，他說：“我外面欠著債呢，不欠債，我才不來干這個活兒呢。”說是這么說，張江還是任勞任怨的在化妝品店工作。我疑惑張江瘦瘦的身體里面怎么會有這么大能量，他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不累嗎？再說了，張江當個小組長，一個月才比我多一百塊錢工資，他犯得著這么拼命嗎？
多年后我回憶起張江，才覺得自己的幼稚。我顯然低估了社會的現實和殘酷，沒有人有偷懶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應該辛苦的工作。可以說辛苦的工作本來就是中國人的常態，那種休閑和懶散反而是幻象。想通了這一點，我才覺得當年我那么佩服張江，其實是自己認知有限。但不管怎么說，我覺得張江這個人很仗義，很爽直，他有一種勞動人民的可愛和可敬。
化妝品店的工作沒有表面上那么輕松，實際上不僅繁瑣而且累人。關鍵是每天十多個小時待在店里面，滿耳朵都是電腦里放的化妝品廣告：“曼秀雷敦，帕巴拉格。”最開始聽到這句廣告詞還覺得好玩，聽多了就覺得像魔咒一樣，讓人心生厭惡。其實化妝品店里面的店員大多是農村來城市的小姑娘，然而即便是這樣也分了等級的。最高一等是經理，經理不做具體的活路，只在辦公室看監控聽錄音我們店里有監控，不僅可以看到影像畫面，還能聽到店員和顧客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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