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婉聽完這一番話，心臟像被炭火遠遠地烘烤都一樣，起了一絲抓不住的暖意。

        張琮倒臺之后，歷史的細枝末節似乎都在改變，人心有了縫隙，開始生長出善意的縫中花。但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楊婉，即便具體的歷史會改變，但王朝的宿命不會改變。就好像人心中的情感會改變，但人心中的觀念不會改變一樣。

        然而，人心中的情感重要嗎？

        對于歷史研究來講，確實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它太容易改變，一點也不穩定，并沒有歸納總結的余地和價值。

        可是，對于活在貞寧十四年的楊婉來說，那是她喜怒哀樂的根源，也是她真實活著的印證。

        那些與她關聯的人——易瑯，寧妃，楊倫，張洛，白煥……

        這些人心中逐漸復蘇的悲憫，給予鄧瑛的善意，分明映襯著她二十一世紀的人生。

        《鄧瑛傳》出版以后，究竟有沒有人為鄧瑛這個人流淚，楊婉已經看不見了。但是那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時的人心。這些人在干冷的政治氛圍之中，準許楊婉為鄧瑛說出那句“不服。”而封建時代之后，那個寫《鄧瑛傳》的楊婉，不也正是在干冷的史學氛圍中，為那個一直跪在寒雪地里罪人，披一件寒衣，喊一聲“不服”嗎？

        既然如此，還怕什么。

        鄧瑛一直都是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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