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午後像一條被曬得發燙的膠帶，黏在城市的每一塊墻面上。我翹了《視覺語言》的課，跑去二輪電影院補一部老片。燈亮起時，我還坐在最後一排，讓字幕在腦子里延遲個三秒，像散不掉的余溫。

        回到租屋的小套房，手機剛好震了一下。

        「阿禾，生日快樂。」

        電話那頭是我媽媽——顧晴，常年飛來飛去的展演策展人。她說話一如既往地乾脆。

        「嗯，謝謝。」我把鑰匙丟進碗里，叮的一聲響。

        「想要什麼就寄信給我。對了，你現在……十九了吧？」

        「十九。」

        「那就是說，今年念專二？」

        「我重修過一年，現在大一。」

        「也好，開心就好。先這樣，飛機要起飛了。」

        通話不到五分鐘。她永遠在路上，句子里沒有多余的停頓。切斷後，房間忽然很安靜，只剩窗外機車發動的嗡嗡聲。我把外套一甩，落在沙發上，這才看見門邊的信箱里塞了個牛皮紙信封，角落被雨水滲出一圈淡淡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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