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所取事例，每一則還有一個標題，標題全部以四個字為限。

        如對漢高祖劉邦，就有“入關約法”、“任用三杰”等；對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撤殿營居”、敬賢懷鷂”、“弘文開館”、“面斥佞臣”等；對秦始皇贏政，即為“遣使求仙”、“坑儒焚書”、“大營宮室”；對宋徽宗趙佶，即為“應奉花石”、“任用六賊”等。

        每一則事例都有情節、有人物，內容皆出自史籍，“記載未詳者，不敢采錄”，除引錄史籍之外，各篇還附有用當時的白話文寫的講釋，有的篇目后面還間或有一些簡短的評論文字。

        比如在《圣哲芳規》第17則《卻千里馬》中，編撰者就在講釋漢文帝為什么拒絕臣僚獻千里馬的動機時評論道：“夫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況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

        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正文帝之謂也。”

        其評論文字之深入淺出，言簡意深，由此可略見一斑。

        不過事實上，小皇帝朱翊鈞雖然曾經對這書極為喜愛，但是在長大了，真正親政以后的所見所聞，卻因為和《帝鑒圖說》差距巨大，不由得產生了懷疑，并由此推翻了以前所有受到的教育。

        對張居正的這些諄諄教誨根本沒聽進耳，反而適得其反，當這位“少師兼太子太師”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張居正倡行的新政，從此晏處深宮，荒疏朝政，并公然傳索帑藏，成為明朝又一個昏庸透頂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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