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決定到真正的目標看看情況，東京日日新聞那三個記者的職務空缺依然沒有人去應聘。

        在東京，區區25日元的薪水別說是養活家人了，連自己都養不起，去那工作恐怕還得自己貼錢。

        “有人嗎，打擾了。”

        正想著，店鋪外有人高聲喊了一句，然后兩個配槍警察走進了店內，快速掃視了一下左重二人。

        領頭的警察淺淺鞠了一躬，鄭重說明來意：“我們是附近警署的警察，今天來這里進行國民登記。

        請問你們的姓名，什么時間來的這里，按照警視廳要求，所有來東京的人員都要提供戶籍資料。”

        “有的，警官先生，我是岡本重信，這是我的太太岡本夏子，我們半個月前從螨洲回到東京謀生。”

        左重聞言很自然的回答道，示意何逸君上樓將兩人的戶籍資料取下來，便安靜的站在一旁等待。

        他沒有搭訕或者套話，日本的人際關系不像民國，人與人之間比較冷漠，廢話太多容易被懷疑。

        沒過兩分鐘，何逸君下樓把文件袋交給警察后立于左重身后低著頭，就像是普通日本女性一樣。

        這期間領頭的警察一直在悄悄觀察，可沒發現不對勁的地方，只好打開文件袋查看里面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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