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漳州對犯人審訊所得的消息，日本商人田川健司不止來過澎湖，還造訪過臺灣島上的高雄港。而依照其在澎湖的操作模式，極有可能也在當地設立了叫做“正X記”的商業機構來作為掩護，然后暗中從事某些針對海漢的陰謀活動。

        以防萬一，虞堯還是盡快給高雄港的主官厲斗發了電報，向他告知了在澎湖查獲此案的大致經過，并勸告厲斗盡快采取相應的行動。如果時間多拖幾天，讓潛伏在高雄港的對手提前有所防備，不管是毀去資料還是駕船潛逃，對海漢來說都是不必要的失誤。

        當然了，既然對手連澎湖和高雄這種地方都派遣了人員潛伏，那可想而知海漢在海外地區的其他貿易港應該也在對方的算計之中。所以當下需要立刻進行排查的地區并不是大明沿海，而是海漢控制的各處貿易港。

        這個情況與執委會先前的判斷是截然不同，但虞堯權衡利弊之后，果斷選擇了先追查眼下出現的線索，并將這個情況通過電臺迅速通報出去。

        虞堯在澎湖的這個發現非常關鍵，由于海漢在通信技術方面的優勢，各地的調查進展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就通報到其他地方，遠遠快于自己的對手，這樣一來，對手便無法再趕在海漢前面去切斷正源記這樣的線索。即便正源記的掌柜陸久暫時還沒有開口招出更多的情報，但漳州正福記和澎湖正源記兩處地點的接連暴露，已經是拔出蘿卜帶出泥，讓海漢找到了追查對手行跡的重要規律。

        在澎湖東窗事發的第二天，臺灣島的高雄港也突然毫無征兆地進入到全城戒嚴狀態，港口被海軍部隊全盤接管，禁止所有船只擅自離港。緊接著駐軍便以迅雷之勢在城區包圍了幾處地方，然后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強攻，抓捕了若干人員。

        高雄城區各地很快便發布了蓋有高雄管委會大印的公告，行政主官厲斗宣布這些抓捕行動是針對潛伏在本地的一伙極為危險的江洋大盜，待案情查明之后就將會重新開放港口。在封城期間，任何嘗試強行離開高雄的行為都將被視為畏罪潛逃，一律作為疑犯處理。

        有漳州和澎湖兩處地方的經驗在前，高雄當局在處理此事的時候就顯得從容多了。相關部門通過與澎湖一樣的方式查實了日本商人田川健司在高雄設立的機構，并且對方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順利完成了抓捕。

        對相關地點的搜查也沒有讓厲斗失望，繳獲了數支包著油布保存得非常好的火槍。而在這邊所找到的賬本等物品，也證明其經營方式與澎湖的正源記如出一轍，也是從本地收購一些土特產之后稍作加工，然后販賣至大明沿海。不過這些生意應該只是明面上的掩護，而真正的賺錢的部分，估計還是從大明采購物產，然后轉手運去南海賣給西班牙人。

        當然現在這些從大明采購的物產又增加了一條理論上的銷售渠道，既然在背后主持此事的是一名日本商人，那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商品也會被運去日本發售。

        這其實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古來有之，每年到大明采購各種商品的日本商人也并不鮮見。雖然從1635年開始，日本德川幕府就已經開始施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但大明和荷蘭卻是唯二被允許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國家，而且限定要在長崎完成交易，大明的各種商品依然能夠因為這種特殊待遇進入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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