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能發現問題了嗎？”蔡元培溫和道。

        “不是，蔡公這是教育部給北大的任務，為何要加上我們社科院，要知道現在我們連牌匾都沒有，還不如你們剛接收國史館的樣子，更是一窮二白。”程諾徹底呆住了，趕緊追問。

        蔡元培解釋道：“國史編纂應當絕對脫離政府權力的干預，但北大從制度上受限于國民政府，在未來很難不受政府力量的干預，甚至將權力收歸到其他政府部門，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到時國史編纂的工作很可能因此中止。”

        程諾明白過來是怎么一回事，不確定道：“蔡公是說，因為我們科學院有著私人的身份，倆家合作，若是政府想后悔了，從中斡旋的余地更大一些？”

        蔡遠裴點點頭：“史者，記載已往社會之現象，以垂將來者也。吾人讀歷史而得古人之知識，據以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類知識之所以進步也。意義重大，我們當代人有責任有義務讓后人知道過去這段歷史的真相。

        因此，保持國史編纂的獨立性，是我們首先要考慮的事，剛好你們科學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兩家可以互相合作，把你們社科院的名氣也打出去。”

        王樂之在一旁也跟著說道：“聽蔡伯伯說梁任公先生就是社科院未來的院長，而梁任公先生正是‘新史學’的提出者，剛好趁著這個機會對我們舊社會的史書編纂進行革新。”

        蔡元培也語重心長道：“中國傳統的史書編撰，從體例上可分為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三類，實際上三者皆以政治為主，而其他諸事附屬之。

        因此修訂史書不應該只是為政治服務，而是應當全面反映歷史，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史編纂處計劃編輯各類詞典，著重的是史學的社會功能，目的在于普及科學文化知識，為社會發展和國家振興提供參照。”

        程諾恍然大悟，原來還有這些層面的含義，除了對社科院獨立性地位的認可外，還有對梁啟超先生的尊崇，甚至還有對章太炎先生的念念不忘。

        怪不得自打程諾一過來，蔡元培先生臉上的笑容就沒停過，原來這算盤一直在噼里啪啦地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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