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吳倫說，她沒有合法身份證明，就弄不到新的手機號碼。要買到新手機號，得先提交申請和身份證明，再帶著證明去營業廳里進行身份確認；手機費用必須從本人同名銀行賬號劃款繳付，而且新號碼注冊后的前一年，每個月都有人電話回訪，以保證號碼仍舊是由本人使用的。

        “一個通訊工具而已，為什么管得這么嚴？”林三酒不無煩躁地問過這個問題。

        吳倫有點兒茫然地想了想，答道：“管得嚴一點……對我們有好處吧。這樣就更安全了。”

        為了不把吳倫扯進麻煩里，林三酒沒有用她名下的手機號，那就只有漢均的號碼可用了——現在，那一條短信卻始終不大不小地硌在她心里，一轉念就會浮起來。

        究其原因，似乎不僅僅是因為她對漢均的妻子感到同情。

        離博物館劫案才過了三天多，奇怪的是，這么一個充滿疑點謎團、涉及高額金錢的新聞熱點，自從那一個突發頭條之后，卻再也沒有一家媒體對其進行相關追蹤報道了。新聞上不提，周圍的人也像是忘了這一回事，甚至連吳倫談到它的次數都少了——她可是和劫匪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人。

        “警方肯定還在追查唄，”當她問起來時，吳倫理所當然地說：“有了進展自然會有消息的，再說，你應該盼望著沒消息才好呢。”

        ……這么說來，會不會是失蹤的前任安保隊長終于成為了嫌疑人？這條短信，莫非是有人在暗地里試探？

        但是這個想法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如果漢均已經成為了嫌疑人，他的手機又仍然在正常使用，那么最有效的辦法難道不是通過手機定位來找人嗎？她隱約記得，手機可以被衛星或通訊基站所定位，并不一定需要互聯網——退一萬步說，就算定位不著，讓他妻子打電話來，也比一條短信更有用。只發一條沒頭沒尾的信息，能起什么效果？

        “啊，有車來了，”吳倫輕聲叫了一句，喚回了她的心思。

        內容未完，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