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恩說，昨晚逗大白，不小心咬到了。父親非要拉著他去鎮上衛生院打疫苗。

        我看著傻乎乎搖尾巴的冤大頭，又瞧見母親猜忌的目光，心虛地低頭吃粥。

        狂犬疫苗沒打成，宋紀恩公司有事，臨走撂下一句，初四接我，匆忙離開，只留下一排車尾氣。

        除夕的爆竹成了我這一年僅有的高興。

        2007年到了。

        年初三，我在鎮集市碰到了老同學——田黨生。他變化挺大，黃痩的臉，布滿滄桑，但是臉龐堅毅，與高中又白又胖營養過剩的樣子完全不搭邊。要不是他叫住我，我還真沒瞧出來。

        我和他高中三年同學兼室友，一時之間自然有說不完的話。聊天中我得知他是來走親戚的，談及工作，知道他現在在偏遠鄉村支教。

        說起他的職業，他的眼神炯炯有神，像是再說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職業，大學畢業他不顧家人發對報名了支教，現在算起已經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他滔滔不絕：“我剛去到學校上第一堂課的時候，下面密密麻麻的課桌，閃著光的眼睛，心里打鼓聲比上課鈴還大，做了班主任才發現，還有更頭大的事，各種魔音繞耳，一會兒這個打報告，一會兒那個不聽話，天天養精蓄銳與他們斗智斗勇……”雖然在抱怨，但我感受到他的真誠。

        他接著說：“那些偏遠地區孩子的生活條件遠比我們想的還要艱苦，有些家庭父母不支持上學，我們要家訪勸說，急得有些女老師在回去路上偷偷抹眼淚……”說著他長長嘆口氣。

        聽著他說的支教，我難免不有些心動。日復一日的生活，浮華喧囂的都市，還有同床異夢的愛人，讓我心力交瘁又頓感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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