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準備和兩個孩子躲在暖桌里開始看紅白歌會時你竟然接到了哥哥的電話。

        很意外，這是第一次接到哥哥不是和父母一同打來的慣例問候，而是單獨打來的電話。

        沒有寒暄，也沒什么人情味甚至沒有任何情商可言，你時常懷疑他是如何在日本這種輩分森嚴的社會獲得成功的哥哥開門見山地就問，“你準備要一直待在東京了？”

        類似的問題，在真一郎去世不久后父母也問過，“那孩子不在了，你不打算回來福岡了嗎？”這樣。

        你有幾分茫然，走道走廊中，遠離了客廳，用回答父母的話回答這位很少有交流的大哥，“是啊。工作還在這里。”

        “你是傻子嗎？我不是這個意思。”b起父母，大哥直白地相當不客氣，“你留在東京本來就是為了那個男人，現在人Si了，g脆回來吧。”

        什么叫那個男人啊。

        這種說法很刺耳，你聽著不舒服，但也沒有表露，只是說著你的打算，“可是阿真的弟弟妹妹需要由我來照顧。”

        “都沒結婚，法律意義上也不屬于你的責任，你腦子沒問題吧。”

        “在我心中我和阿真已經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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