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有所觸動的李白安慰小友：“仁民愛物之情，不該以高低評判。你亦曾任拾遺，不惜犯怒勸諫天子，此般心性豈不是如出一轍？”

        他帶了些笑意，又似有遺憾：“至于其他，不過難得此際遇罷了，難道子美你為官一方，會魚肉鄉里么？”

        杜甫也笑了：“自是不會。只不過楚姑娘言道中唐之以詩寫現實，前承于我，而白居易諸人關心民瘼之作，實多于我，江山百代，青出于藍，實在是令人感嘆。”

        “確是如此！”李白對這種現象也非常滿意，不知想到什么，再開口語帶調侃：“白居易曾道我之詩文，風雅比興十不存一，看來以后，我得多作古風咯！”

        杜甫聞言忍俊不禁：“我亦不過三四十首，尤需補新篇。”

        “那便借此暢游之機，一訪民情？”

        “甚好！也效前賢后者，作那周詩三百篇！”

        畢竟，詩仙也好，詩圣也罷，俱是人民評說，筆下，不該沒有人民。

        不獨是李杜二人，曹植高適韓愈李賀杜牧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等文人士子也紛紛大受震動。

        說到底，在儒家兼濟思想浸潤下的詩人，沒有一個不曾有濟世之心，雖然仕途多困頓，但他們卻一日不敢忘報國安民之志，天下萬姓，不已位之尊卑定人，而是看其是否有利民之舉。

        他們忽然覺得有了方向，不是史書刀筆，而是廣漠民間，不曾入仕施為，亦可用詩筆喊出心中意、生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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