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選了一家裝修恢弘的浙菜館。
吃飯的時候,兩人說起了小時候的事。周不器講了他小時候如何受周不比的欺負,家庭待遇如何不對等。石婧琳話匣子也慢慢打開,說她家里重男輕女很嚴重,她排行老三,上面還有大姐和二姐,家里的第四個孩子才是男孩。
那可是個計劃生育的年代,超生的社會壓力特別大,哪怕那時候他爸爸已經把國有廠子承包下來,也成了市里第一個十萬元戶,依舊受到了強烈的譴責,一度廠子都要被收回去。
在那種情況下,難免會發牢騷,說出一些女孩兒無用論。
給石婧琳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陰影。
等九十年代末了,國家越來越開放,家里企業做的越來越大,爸爸成了著名企業家,這才一改過去的做派,加大了對女兒的關心。
大姐出嫁時,送出了二十抬的嫁妝,黃金都是從銀行調配的,算上房產、豪車和各種證券產權,總共花了1個多億。
不過,已經晚了。
家里重男輕女風氣最嚴重的那幾年,已經嚴重影響了石婧琳的心智,她從很小的時候就有志向,要巾幗不讓須眉,要證明自己可以比男人做的更好。
高中畢業時,本來家里是安排她去劍橋讀書,剛好有一個生意伙伴的兒子也過去,正好做個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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