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最嚴重的后果，是對負罪感的理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阿美利加人對什么是負罪感，有了全新的，和過去完全不同的理解。”

        “負罪感？”

        “我們失去了五月花號上移民中，清教徒的那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我們曾經相信，我們會變得越來越好，我們會戰勝所有的邪惡和惡魔。

        而越戰之后，我們發現，也許邪惡不是那么容易戰勝的，我們有失敗的可能，也許我們會不得不和他們共存。我們在道德上，技藝上，對其他人類并沒有我們想象的優越感。”

        羅納德不太明白，這種所謂的負罪感，和意大利裔主導了新好萊塢運動有什么關系呢？

        “意大利裔，和很多新一代的導演，都是天主教徒。和阿美利加立國的清教不同，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都包含了充分的負罪感教育。我們都是有罪的，每周都要去找牧師告解。

        正好這種心態，和現代阿美利加人的普遍感受一致，所以他們拍的電影，也在心理上符合那時候觀眾的心理狀態。

        再加上視覺化是意大利人的強項，看看那些文藝復興的繪畫和建筑，他們天生就能把電影拍的像世界名畫一樣。”

        “哦……”

        羅納德陷入深思，寶琳·卡爾作為頂尖的影評人，看問題的角度和導演非常不同。他很確定，至少斯科塞斯和科波拉拍電影的時候，絕對不會考慮什么天主教的負罪感。

        不過不同的角度也許也有一些真相。這些都是融入了導演思維底層的潛意識。你也許平時不會意識到他們的存在，但是在拍電影的時候，卻無時無刻不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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