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書》中由余和秦繆公的那段記載，便是上述惡果的一種印證。統(tǒng)治者為了自己的野心和統(tǒng)治，一門心思的尋覓和設計著別有用心的統(tǒng)治制度，試圖以野蠻倒退的制度和手段激發(fā)人民的原始生存動力來達到強權(quán)、強國、爭天下的目的。在這種頂層制度的設計下，人們只有聽命服從的份，聽命服從於整個社會的大環(huán)境連同自己都難逃被野蠻塑造的命運。而一個社會越是趨於野蠻，便越會倒退至類似猴群似的原始狀態(tài)，越利於也需要於一個猴王式的領(lǐng)袖來統(tǒng)領(lǐng)一切。而老百姓們，只會像猴王治下的猴群一樣，越來越渺小卑微、噤若寒蟬。

        正因為有了由余和秦繆公打下的基礎(chǔ)，商鞅推行起自己的極端法家思想才水到渠成，也可以算作這種制度基礎(chǔ)由起初簡單的粗暴野蠻轉(zhuǎn)為JiNg密的極權(quán)制度的一種進化，就像猴王開始懂得了賞罰分明、籠絡欺騙、縱橫捭闔一般，對猴王來說這是一種統(tǒng)治手段的巨大進步，但對猴群來說，卻猶如置身於一座越來越牢固的囚籠。而隨著這種統(tǒng)治進一步進化為控制思想的機器，對不利於統(tǒng)治的各種思想進行壓制、禁錮和閹割，當中的個T更是連掙脫囚籠的希望都看不到了。

        孔子的仁義思想，孟子的“民貴君輕”和“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思想，本是那個時代以仁義之君、仁義之師使天下歸一、人心向背、王道復興的希望之光，盡管時間可能有些漫長，但因為極端法家思想和秦國急功近利的圖強之心完美結(jié)合而成的極權(quán)橫空出世，這一希望終至宣告破滅。在這種野蠻制度的鞭笞下，秦人的原始生存動力被徹底激發(fā)，秦國果然窮兵黷武的強大了起來，在滅掉六國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之後，儒家實質(zhì)上便宣告完敗于極端法家，并進一步淪為極端法家思想的嫁衣和遮羞布，成為對這種野蠻制度的統(tǒng)治內(nèi)核加以粉飾包裝的門面。而隨著儒家逐漸被侵蝕而變質(zhì)，被法家以“三綱五?！濒~目混珠、偷天換日，使得“忠孝貞節(jié)”流於一種表面形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淪為了等級制，王道也徹底被霸道所取代。

        在極權(quán)下如同嗑藥一般橫掃六國的虎狼之秦，卻在藥勁過後開始顯露出劇烈的副作用來，原來制度下所謂一方面的強大，不過是以另一方面的極度虛弱為代價，最終落得個指鹿為馬、二世而亡的下場。

        但秦雖然亡了，皇帝的稱謂卻被後來的統(tǒng)治者們視如珍寶的延續(xù)了下來，秦的那套極權(quán)制度雖被後來者x1取秦亡的教訓沒有完全照搬，但它的核心理念卻像深埋于亡秦廢墟下的種子一樣存留了下來，隨著漢武帝劉徹使其重新如沐春風、破土發(fā)芽，一代一代、一朝一朝不停間斷的發(fā)展壯大，其勢大有不可遏制、重新席卷天下之日。

        到了宋時，這套制度已然重新蛻變得相當完備，不禁有著嚴酷的鐵腕，還戴著仁義道德的光鮮假面。

        宋代是自漢武帝、隋煬帝以來，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完善升級，君主權(quán)力和官僚權(quán)力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并且系統(tǒng)化、制度化的開始了君主獨裁統(tǒng)治！宋以前在朝堂之上，宰相面對皇帝都是坐著，而到了宋卻變?yōu)檎局?，這種T制的退化昭然若揭，所謂的‘與士大夫共天下’跟當今的‘由人民當家做主’一樣只是流於口號罷了。在當時所謂的言論寬松自由下，竟產(chǎn)生了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那樣著名的文字獄，還大肆到了李白、杜甫的詩都成了禁忌的地步……正是從那時起，相權(quán)淪落式微、君權(quán)急劇膨脹，男人變得文弱、個個頭上戴花，婦nV開始纏足、灌輸三從四德……也是在那一時期，皇帝下令民間不得私蓄兵器，并進一步擴展到日用的刀具；文官淩駕于武官，外行指揮內(nèi)行，軍隊開始經(jīng)商；科舉達到極盛，知識陷於功利，思想由此鉗制；舉國皆為官迷，政府臃腫無b，行政效率奇低……nV子被禁足閨中，而男子則“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nV，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趙家的皇帝把國民訓練成了溫馴的家犬和綿羊，那時的言論寬松自由是羊聲犬吠的自由而非人言的自由，是一丁點可憐的言論寬松在後人緬懷寄思中美化了的自由，但就算是這一丁點的自由，也建立在趙家對臣民的成功馴服之上，就好b歹徒打斷了人質(zhì)的四肢便放心解開了捆綁，皇帝放心的讓被閹割後的男人做自己妻妾的仆人一樣，以這種代價換來的的所謂言論自由，不但不是國家之幸，反而敲響了整個國家的喪鐘。

        甚至可以這樣說，從宋代的皇帝完備確立起這套制度起，宋這個朝代就已經(jīng)慢X服毒自絕了，它的繁榮活力也罷、它的茍延殘喘也好，都是我們千年文明的余暉在凋零前的回光返照，是歷史在我們這個文明極可能走向徹底滅亡之前那頓豐盛的斷頭飯。對於這樣一個朝代的滅亡，後人大多是哀痛惋惜，覺得如果宋朝沒有滅亡，而是一直發(fā)展下去，也許我們會b西方更早進入工業(yè)革命和大航海時代，根本不存在近代以來的國難屈辱。

        但試問一個如此防民甚微、重文輕武的朝代，老百姓們紛紛崇文輕武變得柔弱而利於馴服，當面對強敵的入侵，讓一群馴服的綿羊去保家衛(wèi)國，這樣的國家面對彪悍的游牧民族有何理由不滅亡？站在國家民族的角度，我們當然應該為宋的滅亡感到哀痛惋惜，但站在文明興亡的角度，我們更應該慶幸我們幾千年的文明沒有跟著這樣一個為了一家之私而大興統(tǒng)治、置我們民族陷入空前危機的朝代徹底陪葬，若不是當時耶律楚才對征服者的勸諫，宋的子民極可能會像西夏一樣被屠戮殆盡！

        到了明代，相位被廢除，大臣對皇帝行跪禮，被稱為權(quán)力野獸的明太祖實行了一系列殺人不眨眼的鐵血政策和對人民思想和自由極端禁錮的高壓政策，八GU文章、職業(yè)世襲和戶籍隔離便是他的得意之作，這種b宋代更的統(tǒng)治手段贏得了一時的得意，卻給不遠的後世留下了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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