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職官志》載：“兵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尚書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之政令。侍郎佐之”。

        然而嘉靖、隆慶之際，南倭北虜交侵，逢邊疆多事之秋，邊務冗雜難測，兵部此種舊人事編制難以處理繁多冗雜的邊疆政務，無法適應復雜的邊疆局勢。

        由此，高拱建議改兵部“一尚書二侍郎”為“一尚書四侍郎”。

        “又以時方擾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才自裕。”

        高拱強調兵部尚書之職關系王朝之安危，近二三十年來正逢邊疆多事，在此兵部體制下，如果邊方總督缺任，則兵部侍郎頂缺，倘若兵部侍郎難以脫身，則會以別部人員代替赴任。

        如此往往拆東墻而補西墻，嚴重限制了兵部職能的有效發揮。

        首先，高拱看到當時兵部嚴重受限于明初的“一尚書二侍郎”局面，侍郎員額太少，左、右侍郎主要協助尚書處理兵部事務，公務繁忙，一旦抽調外差，兵部事務的處理便難以得到保證。

        其次，侍郎職責在于協理部事，對邊地情況缺乏了解，很難為兵部對邊地之事的謀劃與決策提供建議。

        最后，兵部承擔巡閱邊務的職責，但由于侍郎太少，臨事一般多借調他官，往往因非其職而就其位，不悉邊事，影響對邊事的有效處理，或因路途遙遠不能及時履職，從而貽誤事機。

        基于以上弊端，高拱向隆慶皇帝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改革建議，改兵部編制為“一尚書四侍郎”。

        高拱認為，新添侍郎既可在部內任職，又可巡視邊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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