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戴維·麥格米倫這位普林斯頓的化學系主任后，徐川重新將精力放回了對超高溫等離子體控制上。

        這份工作的本質，實際上是對湍流建立一個數學模型。當然，更實際一點，可以說是對等離子體湍流的現象進行研究。

        其實如果就難度來說，對等離子體湍流的現象進行研究并不比研究一個七大千禧年難題簡單多少。

        首先湍流是有名的混沌體系，也是令諸多物理學家、數學家一籌莫展的問題之一，更別提湍流中的等離子體湍流了。

        而他要研究的，還不僅僅是等離子體湍流，更是可控核聚變反應堆腔室中的超高溫等離子體湍流，難度湍流的基礎上拔高了近兩個量級。

        盡管目前來說他已經對ns方程做了大幅度的推進，在理論上有了一個基礎，但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依舊難如登天。

        數學方面對湍流和ns方程的研究不說，他即便不是第一人，也能排到前三。

        關鍵在于應用，目前在湍流和等離子體流體的應用層面上，大多數做出來的成果都是摻雜了實驗經驗和一些實驗參數的。

        比如普林斯頓的pppl等離子體實驗室，就有一套屬于自己的唯像模型，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中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針對pppl設備做出來的。

        這也是普林斯頓能為米國其他研究可控核聚變的實驗機構提供幫助的原因。

        而想要從數學理論上出發，拋開這些實驗經驗和實驗參數來建立一個統籌模型，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內容未完，下一頁繼續閱讀